很长一段时间内，绝大多数研究者把老龄化局部化为仅涉及民生保障的养老问题，但李佳认为，站在人的角度，这是社会形态的全面转型，老龄化和老龄社会所带来的是关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的全局性改变。讨论空间巨大，如不妥善应对，老龄化将是最大的灰犀牛。

　　本文系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研究员李佳接受和讯记者采访内容，文章来源于“和讯”公众号。

　　李佳的儿子上三年级时，在班里就人称“老李”，李佳的母亲是上世纪40年代生人，却一直被李佳的父亲唤作“小刘”。简单的称呼映照出人们对于年龄的主观感知差异。

　　由此延伸的问题是，老龄化和老龄社会到底是什么？老龄和老年到底是不是一回事？这也是李佳在研究老龄化议题在认知层面的起点。

　　2018年起，李佳开始涉足老龄化议题的研究，任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院副院长，此后基于研究李佳出版多本有关老龄话题的畅销书。

　　李佳说，《安心老去：面对老龄化冲击的准备》是写给80后的，书名从40余个备选项中挑选而出，源自《春晚寺居即事》中的“安心老去读楞严”。

　　2018年，中国的人口结构出现标志性的转变：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与0—14岁人口数量持平。这意味着老龄化开始不可逆地降临在中国社会。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发展银发经济并创造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加强老年人职业技能培训以提升其就业能力；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银发经济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则是在2020年。

　　我们似乎正在跨入一个“终身活跃”的时代，延迟退休、未富先老等话题不断冲上热搜，挑动人们业已紧绷的神经。

　　很长一段时间内，绝大多数研究者把老龄化局部化为仅涉及民生保障的养老问题，但李佳认为，站在人的角度，这是社会形态的全面转型，老龄化和老龄社会所带来的是关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的全局性改变。讨论空间巨大，如不妥善应对，老龄化将是最大的灰犀牛。

　　8月12日，和讯与李佳就此话题展开交流，他认为老龄化不是问题，是趋势，问题需要被解决，而趋势只能去顺应。“老龄化不是问题，不适应才是”。

　　在对谈过程中，他提出很多有关老龄化社会的“反常识”观点：为什么80后是“新新老人”？延迟退休为何极具隐蔽伤害性？养老院是人为制造的必需品吗？我们是否真的需要那么多养老院？

　　从养老金融角度出发，年轻人是否需要去购买个人养老保险？养老金融如何同耐心资本相互呼应？

　　而从个人角度来看，如何摒除“上学、工作、退休”的人生三段论，积极适老，这是超越经济维度的人生课题。

　　和讯：三中全会上提到“发展银发经济，创造适合老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是不是跟此前引起热议的延迟退休的大背景有关？

　　李佳：我认为是有关的。提高社会参与度相对于封闭自我而言，肯定是走出去对老年人更有好处。但是鼓励老年人再就业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那么多有效的岗位。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就业模式越来越多元，灵活就业的人数也有增加的趋势，但这背后也反映出正式就业的人数的减少。涉及延迟退休的岗位都是正式就业的岗位，其中核心岗位更都是真正的优质岗位，教授、医生、法官，大学教授等岗位确实需要经验，但是同时也对年轻人进入正式就业状态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年轻人看不见这个世界有任何松动，这也是“躺平”“内卷”在当前语境下颇为流行的原因。我认为，在失业率高的情况下，提前退休可以是提振就业的选项。

　　我一直都认为当前并不是延迟退休的好时机。延迟退休这个提法本身是有巨大伤害性的。延迟退休主要是为了晚领退休金，而不是延长社会参与时间，这两者的出发点有本质上的不同，应加以区分。

　　有关延迟退休我之前写过一篇评论——延迟退休要避免“汉尼拔困局”。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延迟退休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反而更像是饮鸩止渴，呈现出一种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退休年龄也不断提高的非良性循环。

　　“汉尼拔困局”反映的是，当某一趋势出现时，不行动将无法应对趋势带来的冲击，但行动会进一步加剧既有体系的压力。其产生的根源在于，针对某一现象采取的单一行动无法满足趋势对既有体系的结构性挑战，也就是落入了“局部最优”的陷阱之中。

　　延迟退休的“汉尼拔困局”，已经在相关国家日益显现。以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日本为例，从1973年起就不断提高退休年龄，从战后的50或55岁，逐步提高到60岁，又到65岁。2019年，日本又提出把企业的继续雇佣年龄从65岁提高至70岁。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更是想打造“永不退休”“终身活跃”的社会。但是，在实施延迟退休的过程中，日本的养老金危机、劳动力不足、老后破产等问题都没有得到真正地改善，反而出现了年轻人拒交养老金、出生率持续下滑、老人自杀等新问题。

　　我们要鼓励大家去社会参与，而不是鼓励不停止地工作。延迟退休的核心，不是永不退休，而是退而不休。此外，可以推行更大尺度的弹性退休机制。例如，以现行的60岁为标准年龄，上下15岁浮动。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允许人在45岁选择提前退休。

　　养老金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两者不能相互混淆。很多研究的评判标准不是好坏，而是善恶之分。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底线，动辄去谈社会保障制度底线的改变是不合适的，这是需要深思熟虑的。

　　我的最大的一个感受是，当前在延迟退休的语境中不讲福利制度以及相关的配套制度，只提退休年龄和养老金，客观造成了人们对养老金的恐慌，是变相在帮保险公司借势卖保险。

　　政策应更多地关注如何支持终身活跃和工作方式的改变，应设计多层次、多元化的养老保障体系，包括政府兜底、普惠和市场化的服务。比如延长工伤险的覆盖，让继续就业的人群得到应有的保障，这才是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李佳：延迟退休还是弹性退休，词义的变化会带来极大的不同。延迟退休可能陷入一个无休止的延长过程，而弹性退休则更注重个体差异。

　　大量的案例证明，老人再就业的模式回不到“正式就业”的状态，大多是通过服务业、农业等业态完成灵活就业并且绝大多数都是低收入的低质生活。本质就是养老金不高，这类人群需要去挣点钱补贴家用。

　　退休年龄既然可以往后“弹”，也可以大幅往前弹。比如45岁有意愿退休，可以拿50%或者更少的退休金，但是可以得到一份基本的保障，在体力尚可的时候，重新去选择一个新的开始。

　　低保、失业补贴、培训、企业补贴等等这些都是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一部分，别总盯着养老金的那一部分。为什么不可以把给到企业的大量做培训的补贴给个人，把钱花到个人身上，让他用起来。一个人45岁就已经开始找不着工作，如果65岁才能领到退休金，这期间他该怎么活？

　　研究退休的根本问题是要算“大账”，不能把有限的养老资源放置于无限的供给之上。我认为延迟退休这个词应该换成弹性退休，越早越好，因为延迟退休带来一种极大的不安全感。

　　弹性退休的幅度也应该越大越好，既能保住底，还能让你任意地往高走。同时对于延迟退休的高收入人群，是不是可以考虑不再发放养老金，但是这与税收调节相似，当然有人也会认为这将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很多人都在说401k很好，但是没有看到401k的核心在于预估自己能活多久。（401k计划也称401K条款，401k计划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种由雇员、雇主共同缴费建立起来的完全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

　　按计划，企业为员工设立专门的401k账户，员工每月从其工资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存入养老金账户，而企业一般也按一定的比例（不能超过员工存入的数额）往这一账户存入相应资金。与此同时，企业向员工提供3到4种不同的证券组合投资计划。员工可任选一种进行投资。员工退休时，可以选择一次性领取、分期领取和转为存款等方式使用。

　　长寿时间，现收现付制或者是完全积累制养老金都难以维系。为什么完全积累制也行不通，因为对个人来说，交钱的时间不变，但是领钱的时间越来越长。老龄社会转型不应该在延迟退休这个话题中滚来滚去。

　　而在养老保险体系中，第一支柱也不能“为了减少而减少”，为了增加购买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就要削减第一支柱。

　　理想状态下，第一支柱在收入占比中越小，幸福程度越高。但是绝对不是人为地要把第一支柱减下来，应该是第一支柱不断地丰盈，因为这是兜底保障，是为整个社会服务的。

　　李佳：对，我们推动延迟退休的目的应该是增加窗口期，为整体改革去做铺垫。为考虑系统性方案，需要加以时间调整，去做一定的改变是可以的，但是绝对不是以此为目的。

　　核心还是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民生安全网、社会稳定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待、社会救助等一系列保障项目。其中，社会保险为主体，社会福利广扶助，社会优待增待遇，社会救助保底层。

　　目标是“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覆盖全民，就是要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城乡统筹，就是要统筹推进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合理缩小社会保障领域的城乡差异；权责清晰，就是要明确各级政府和用人单位、个人、社会的社会保障权利、义务和责任；保障适度，就是要根据经济发展确定保障待遇水平，合理引导群众的保障预期；可持续，就是要确保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制度长期稳定运行。

　　李佳：如同工业化催生了工业社会、信息化催生了信息社会一样，老龄化也在催生一个老龄社会。从有史以来的年轻社会到前所未有的老龄社会，这就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

　　2018年4月，老龄社会30人论坛和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后来升格为老龄社会研究院）正式成立。论坛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局限养老，而是邀请了来自信息化、城镇化、社会学、公益、传统文化等多领域、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

　　我们都知道，人口是一个慢变量。当我们意识到转变出现时，往往已经是从量变到了质变。2018年，恰恰是我们开始研究的这一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达到了一定的“浓度”，出现了一系列历史性的拐点。一是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数量和占比首次超过0-15岁少儿人口；二是出生人口数量和出生率开始一路走低；三是劳动年龄人口提前降至9亿以下。我们看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已明显从民生向就业、经济等各领域扩展，与“老”相关的新闻热点越来越多。

　　成立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推动认知层面的转变。例如，我们做的是老龄社会研究，可很多人都说，你们研究“养老”很好啊。那么，为什么我们成立的是老龄社会研究院而不是养老研究院？老龄化、老龄社会和养老，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现在说起老龄社会大家都会从养老谈起。这种认知的不足在于：一是将老龄社会转型这一涉及全社会所有人的全局性问题窄化为仅涉及老年人的局部性问题；二是将老年人问题进一步窄化为仅涉及老年人养老的局部性更强的民生保障问题。实际上，老龄社会转型是一个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议题，包括人口、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以及城乡、区域和国际战略格局等几乎所有领域、所有层面。

　　同时我们也发现，养老是大家最现实、最核心的关切。在谈到老龄社会转型的时候，如果不把养老讲明白，大家也没法去理解，所以养老话题是一个抓手。我们以此为基础不断提升大家对老龄社会的认知。

　　2018年成立以来，我们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和《人口老龄化与老龄社会100问》《安心老去：面对老龄化冲击的准备》《银发经济：从认知到行动的商业创新路径》等书籍。

　　《大转折：从民生、经济到社会》是我们的第一份研究报告，也是我们的破题之作。其中的核心观点就是老龄化的冲击已经从民生到经济、社会各层面，影响的广度、深度日益超出人们的理解和想象。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一味悲观，而是要站在社会转型的高度积极应对。

　　《洞察2050：老龄社会大势、转型与对策》是我们的第二份研究报告，报告勾勒出2050年我国人口的未来景象，提出了八大挑战和八大对策。

　　疫情期间，结合新基建概念的提出，我们又推出了第三份研究报告——《适老化：后疫情时代“新基建”“旧改造”的方向与机遇》，提出新基建和旧改造过程中要关注适老化，提前规划，早做布局。很快，代际数字鸿沟的问题越来越显现，这也成为我们研究新的切入点。

　　社会创新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领域。因为“一体两翼”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一体是社会创新，两翼是市场创新和政策创新。我们的第4份研究报告就是《破圈：从局部优化创新到社会融合创新》。后来，我们还推出了国内第一份宗教养老研究报告《安养公益发展报告》，归纳宗教养老的各种模式，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如何发展。

　　此外，我们还推出了关于老龄经济、少子化等方向的研究报告，研究范围一步步展开。2023年，我们推出了《照护型社会与中国地方政府基层创新》研究报告，提出通过建设“照护型社会”来消弭公众对于“老去”的担忧。

　　市场创新方面，我们从成立开始就接触了很多企业，其中既有阿里、腾讯、百度、美团、字节跳动这样的平台企业，还有一些猎豹星空、商汤这样的人工智能企业，广泛了解他们对于老龄社会的看法。这也是我们区别于很多机构的地方，不是从养老机构看起，而是关注于更广泛的市场创新，了解这些企业在老龄化趋势下的全面转型。

　　老龄化是既成事实，不管我们怎样的担心与恐惧，它都在发生。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边缘处各种创新已经在广泛涌现，很多主体在不断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只是受认知局限没有被社会看到。

　　李佳：例如我们都知道互联网对零售业的影响很大。而日本的新京王百货等一些商场和超市聚焦于老年群体，因为老人更习惯于线下购物，受到的影响相对就轻了很多。

　　日本的一些超市会组织老人去商场里跳广场舞，他们发现老人跳完广场舞会吃早饭，吃完早饭也许就会买今天的菜。通过组织广场舞来触发老人一系列消费举动，他们从中确实能够收到效益。还有一些商场会搭建环形步道，组织老年人的健步走活动，以此增加户外用品的销量。

　　欧洲一些超市甚至会专门挑选老龄化程度很高的地区开设 “50+超市”。在商场里设置很多方便老人的环节：更轻的购物车、更明亮、货架边上有放大镜、一人份的食品等等。

　　场地方面也会设置成方便聚会的格局，不光卖给你吃的，还要让你坐在这里吃，形成一种社交。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超市的营业额很高，不像想象中的很多超市效益不好。

　　欧洲超市还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尝试是，传统印象里老人是一个不太愿意喝饮料的群体，但是在为老人增加试喝环节后，老人对饮料的购买率实际上是增加的，而不是只喝不买。这些发现跟国内的很多认知是相悖的。

　　我们在跟盒马聊的时候也有很多发现，除了中午和晚上，白天大部分时间基本是老人在购物。怎么去增加老年人的客单量，其实是超市营收很重要的增长点。

　　这些商业发现起初都是从一个小点开始的，大量的案例散落各处，可能是日本、德国的，也可能是胖东来、物美的。我们在做的研究，就是将这些创新的最小单位找到，进而把它变成一种模式展现出来，推动这个社会更好地实现。这正是我们作为研究者的使命与责任。

　　而这个“涌现—发现—展现—实现”的循环往复，恰恰是全社会从有史以来的年轻社会到前所未有的老龄社会所要走过的“适应—不适应—再适应”的转型过程。正如我们一直所强调的：“老龄化不是问题，不适应才是问题。”

　　李佳：我常说“老龄化三问”：一是老龄与老年是不是一回事？二是老龄化是问题还是趋势？三是老龄化、养老和老龄社会是什么关系？

　　老龄是一个以年龄为客观界定标准的概念。老年与老龄都有年龄的界定，同时还有“老迈之年”之意，即随着年纪增长出现失能失智等现象，也就是“衰老”。

　　以往，受疾病、战争、营养等多方面影响，人的寿命普遍很短。当进入60岁时，大多数人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衰老现象。现在，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衰老与年龄的相关性不断弱化，在60岁或65岁身体仍然健康的人持续增加。

　　我们最早讲信息化都是讲“信息化问题”，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信息化趋势”。问题思维的导向下，我们希望能够改变老龄化，把它归顺到我们想要的路径上来。在趋势思维下，更多的是需要我们改变自己。因为老龄化是不可逆的客观发展趋势。

　　老龄社会是老龄化发展的结果。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相比，老龄社会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在工业化、信息化等某一动态发展趋势持续推动和影响下，社会从局部到整体，从适应到不适应，再从不适应到再适应，发生了一场广泛且深刻地调整和转型。不同之处在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核心要素是技术变革，老龄社会的核心要素是人的变化。因此，相比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老龄社会的冲击将更加剧烈，影响将更加深远。

　　养老是老龄化发展带来的衍生问题。老龄社会涵盖面很大，养老是其中的民生保障话题，不是不重要，而是不把蛋糕做大，光想怎么分蛋糕，是无解的。

　　前段时间我给高中生去讲老龄化。他们对养老是不关心的，他们关心的是长寿时代下人生规划的转变。我们提到一个概念——“第三人生”。这不是“人生三段论”：小时候学习，长大工作，老了退休。而是人在任何时刻都可以重新开始学习、工作、生活的周期性人生。

　　第三人生这个概念有非常强的实践意义。我们正与星巴克公益基金会共同推动一个相关项目，不是光讲怎么为老人服务，而是强调积极老龄化语境下，倡导老人开拓自己新的生活。

　　李佳：今年我出了一本新书《银发经济：从认知到行动的商业创新路径》。在这本书里，我系统梳理了2000年以来政策表述上的修正和变化。从2000年的老年服务业逐步到现在的银发经济，呈现出一条“事业—行业—产业—经济”的递进式发展脉络，反映出我国政府对人口老龄化的认知在不断提升。

　　近年来，舆论中经常出现一个说法——“中国大约有4400万失能老人”。按照这个说法，我国14.1亿总人口（2023年底）中每100人就有3人失能，2.8亿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中每6.5人中就有1人失能。

　　实际上，较为规范的表述应该是“中国大约有4400万失能和半失能老人”。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室内走动、洗澡6项指标中，一到两项做不了的为“轻度失能”，三到四项做不了的为“中度失能”，五到六项做不了的为“重度失能”。对于什么是“半失能”？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普遍的观点是，6项评估中有1-3项做不了的即为“半失能”。

　　这就是说“中国大约有4400万失能老人”，不是说我国有4400万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室内走动、洗澡6项活动都做不到的失能老人，而只是有4400万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室内走动、洗澡6项活动中一项或几项存在困难的老龄群体。两者间的差异，可谓天差地别。

　　结合生活不能自理老人占比2.34%的调查结果推算，全国不能自理老人总数约为618万人，占总人口的0.4%，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的2%。

　　从4400万“失能”老人，到4400万有一项或几项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再到618万“生活不能自理”老人，从占全国总人口的3%到0.4%，从占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的15.7%到2%，市场上很多商业模式之所以败走麦城，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衰老与老龄关系的错误认知。

　　德鲁克有一句名言：“没有什么比正确回答错误的问题更加危险。” 基本健康老人和低龄老人占比均超过85%，这才是我们推动银发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而不仅仅是衰老人群的扩大。这是发展银发经济与发展养老产业的最大不同。

　　在具体群体上，我们在传统老人的基础上，率先发起了对60后“新老人”的研究，从寿命、健康、收入、受教育、生活预期等五个方面归纳了新老人的主要特征。今年，我们又开启了对80后“新新老人”的研究，发现他们具有机能退化更早、带病生存时间更长等全新特征。

　　围绕带病生存时间，社会上也有误区。横向比较可以发现，中国人带病生存的时间是7.9年，短于欧洲国家（9年以上）和美国（10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仅仅延长寿命还不够，还需要延长带病生存的时间，并且空间还很大。

　　有关新新老人的研究我还没有做完，但是很有信心，新新老人和传统老人在消费习惯等方面有颠覆式的不同。在为老龄化社会做准备的时候，也应该看到未老人群的需求，因为他们是未来老龄社会的主体构成和关键人群。

　　从需求角度看，我觉得老年人的需求需要用奥德弗（Clayton Alderfer）“ERG理论”来分析，即更多是横向并列的复杂需求，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树状的简单需求。

　　和讯：老龄化社会对当下的房地产或教育可能带来的冲击，你有没有做过一些定量预测或判断？

　　李佳：人口转变具有隐蔽性、渐进性、累积性、爆发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这就导致人们虽然感觉到了人口老龄化的冲击，但缺乏对这种冲击带来的影响的深层认知和理解。

　　2018年起，我国出生人口持续快速下滑，从当年的1723万人一路降至2023年的902万。从2036年开始，那么高考就会发生反应。按照出生人口序列推算，预计将会有1000所高校招不到生。

　　其实2021年起，幼儿园招生难的现象已经开始显现。例如黑龙江省2010～2021年全省小学招生人数减少了近一半（47%），在校生数量减少了近五分之二（38%），学校数量减少了近五分之四（79%），与之相对应，教职工人数和专任老师人数也分别减少了近一半（44.6%和45.4%）。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普通小学数量已从2012年的22.86万所持续缩减到2022年的14.91万所，10年间减少了7.95万所，也就是说，10年间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小学停办了。特别是在农村，一些闲置或废弃的希望小学被改建成了养老机构。

　　这是对教育的影响，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则需要更长的周期才能显现。我觉得现在谈对土地的影响稍微有点早，不会在未来10—20年之内就出现。

　　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是，日本在197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7%，进入轻度老龄化阶段，1994年这一占比为10%，进入中度老龄化。关于老龄化的各类影响开始发酵，最为典型的是文化市场，也是在这一年出现了大量的与生老病死相关的畅销书。

　　中国是2000年达到7%，2021年进入中度老龄化，我们的文化市场开始有感知，而对土地市场的影响应该是进入重度老龄化之后。

　　实际上，人口老龄化的冲击远远不再局限于房地产和教育领域。从有史以来的年轻社会到前所未有的老龄社会，改变的不只是生理意义上的人口结构，还涉及对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的全方位影响。

　　和讯：民政部曾将“9073”确定为养老引导方针，即90%老年人通过家庭照料养老，7%通过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仅3%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发展，对既有的养老模式造成什么冲击？

　　李佳：9073和9064代指的是我国的养老服务格局，即90%居家养老，7%或6%社区养老，3%或4%机构养老。其中，9073是上海市2007年根据上海老龄化状况提出的；9064是北京市2009年根据北京老龄化状况提出的。此后，多个地方的文件中都出现了类似的提法。

　　实际上，无论是9073，还是9064，关键之处是能否代表养老服务布局的科学性和发展路径。近几年，对9073和9064的质疑与反思不断。一方面，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的分类是否准确？能否涵盖未来养老服务需求？另一方面，针对刚需的机构养老，覆盖广泛的居家养老，连接二者的社区养老，哪一个才是发展重点？怎样才能避免三者之间的割裂和对立？

　　有新的观点是，居家养老的比重应当会达到98%左右，社区养老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机构养老近期也达不到3，所以应当是9802养老服务格局。

　　人口众多，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群之间不均衡现象突出。因此，我们需要全面调研不同地域、不同年龄段、不同状态老龄群体的线” 等模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重新梳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之间的关系，结合基层涌现的养老模式创新，建立新型养老社会服务体系。

　　很多养老机构实际是挣钱的，但是为了拿补贴，所以一定要说不挣钱。但是现在很多养老的项目设计是有很大问题的，比如一些养老地产项目，因为入住率很低而盈利能力受限，主要与它本身的运营模式有关。很多模式都是从西方照搬照抄。

　　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收入水平没有达到。我前两天去调研一家养老机构，它的收费是2万元起，即使是富裕省市，能有多少老人能达到这样的收入水准？养老院的收费水平应该和退休金差不多，略低于退休金才是合适的。

　　此外，养老地产仍然没有摆脱地产模式，在郊区拿地需要建设相关的配套，比如医院等等，成本很重，长此以往就难以维系，所建立的养老模式被击穿，比如顺义的东方太阳城就是这样的问题。

　　我们还看到的问题是，养老资源是有限的，但是养老需求是泛化的，一些高端养老院还在想政府应该给补贴，这就很不公平了。这也是我经常在讲多层次、多元化的重要性。在政府的兜底保障之上，怎么去切实解决月收入6000—8000的老年人群的养老问题。

　　李佳：养老院的逻辑应和幼儿园一样。通过社会化降低成本。有竞争、有选择、才能成本可控。借助社会化的手段去弥补家庭越来越小型化的情况下对老幼的照护不足。

　　更高维度上，市场化只是社会化的一部分，需要满足兜底、普惠、多样性三方面的需求。但现在的问题在于，三者之间的关系仍然不明晰，呈现出“一床难求”和“高空置率”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以社会福利院为代表的公办养老院，服务质量好、收费价格低，自然被市场追捧，结果就是一床难求。另一方面，以高价养老院为代表的民营养老院，或是服务质量欠佳，或是收费价格太高，或是地理位置偏远，结果就是入住老人少，入住率长期低迷。

　　同时，高价养老院并不代表高端养老院。很多养老院每月收费在2万元以上，可谓不折不扣的高价养老院。但是，高价并不意味着这是一家高端养老院。高价养老院往往隶属于大型企业或集团，实力雄厚，能够配套价格高昂的硬件设施，主要体现在整体环境上的绿化好、空地多、面积大。但在很多设施的细节上并不到位，如沙发的软硬、座椅的高低、地板的防滑、尖角的去除、卫生间和厨房的适老化程度等等。另外，高价养老院的服务水平往往强调服务的标准化，在精细度、特别是情感关注上的投入有限。

　　日本的养老院大概的盈利点是7%—15%。怎么是7%，怎么到15%，就要靠运营的精细度来决定。怎么能用人用到最大化，把服务的精细化做好。

　　和讯：在推动养老的过程中，需要把金融的力量发挥出来，对此你有什么观察和建议？

　　李佳：70%的存款都是在老年人手上，但是现在不断在用降息的手段逼着他们把钱拿出来，这是一种错配。

　　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的消费力会越来越受压制。现在是按应对通货膨胀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是通货紧缩。

　　我对金融机构在个人养老金上面的做法非常不满：其一是上来就亏，还振振有词；其二是有快速套现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建议个人养老金只能选择储蓄，保险都是其次。

　　养老金融应注重长期存款的利用，激活耐心资本，同时产业基金应与养老产业更好地结合，寻找长期稳定的投资机会，而不只是简单地推销保险产品。

　　最大的风险是保险公司可能会倒闭。随着人们寿命延长，保险公司需要支付的养老金越来越多，而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资金储备。

　　此外，一些保险公司热衷于推出高收益产品，但长期看可能是赔本生意，比如长期照护险和个人养老金。这些在国外通常商业保险公司都不敢碰，未来太容易亏本了。再者，国内保险公司倾向于模仿而非创新，设计往往照搬西方模式，没有充分考虑中国本土情况。

　　我们最近还见到有意于银发经济的投资者。越来越多的金融业者认识到，养老金融不仅仅是卖保险，而是怎么把钱用好。因为养老跟保险在长期性、稳定性方面是天然契合的，两者之间怎么互相呼应，其实是很有前景的商业模式。

　　我今年明显感觉到银发经济到达了一个发展的时机。2018年的时候有很多平台企业联系到我们，后来是食品、地产、金融等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到今年又有很多投资机构找到我们想找到好的标的。

　　这与我们此前的判断也是一致的，进入中度老龄化之后，方方面面的“浓度”够了，相关反应就会逐渐显现，并且会越来越强。■